使儒者感到尴尬的是，秦国推行“以力兼人”的“霸道”的路线，竟然统一了天下！但儒者随即感到释然，因为秦王朝实行暴力统治，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。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儒家“得民心即所以得天下”思想真理性。秦王朝被推翻这一历史事件给新起的汉家王朝一个警示：可以马上得天下，但不能以马上治天下。即是说，取天下可以实行“以力兼人”的“霸道”路线，而守天下必须实行“以德服人”的“王道”路线。对汉代儒者而言，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，即是否应该承认“以力取天下”的正当性和合法性。好在这个问题汉儒比秦儒（作为秦博士的儒家学者）容易解决，汉王朝是在推翻“暴秦”基础上建立的，是“仁义之师”，可以心安理得地为之服务效劳。

  儒家《春秋》公羊派持“大一统”义，声称“素王（孔子）为汉立法”，董仲舒是公羊派学者，也是汉世儒学的最大代表，他的思想反映了汉代儒学的两个聚焦点：

  （一）、他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可以视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。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采纳，儒学从此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的官方哲学。而由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的独尊儒术，意味着中国古代思想从此由子学转入了经学时期。

  （二）、他提出的“屈民以伸君，屈君以伸天”的原则，可以视为汉代儒学的发展纲要。它标示：面对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新局面，儒学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第一、原始儒家是以民本思想为主要特征的，原始儒家虽亦讲尊君，却不赞成君主专制。儒学在汉代争取到官方哲学的地位，是以背离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为代价的。第二、原始儒家是以人文主义、理性主义为特征的。汉儒一反其道，发展“天命”神学，虽欲以“天”限制王权，却开启了一代以灾异说经的风气。

  这里有一个问题：即汉王朝统治者为什么愿意接受“天命”神学这一套？秦王朝的覆灭无疑给了新起的王朝以深刻的教训。因此，汉王朝统治者得天下之后即逐步推行礼乐教化的德治路线。按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政治理想来比照，汉王朝推行礼乐教化可以说有“外王”之迹。但是若从“家天下”的“继统”资格而言，新王朝的统治者原本出身于市井无赖，缺乏任何历史的和精神的资源，他们显然不具备“内圣”之资。这在许多事情上都出现了问题，即你推行什么政令也好，子孙世代继位也好，人们凭什么要拥戴你呢？这就需要借助一种具有强大威慑作用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，即天命鬼神的力量。这是一种寻求外在超越的思想路线。此时儒家经学即沿此思想路线发展，由董仲舒《春秋》公羊学发其端，并为主帅，其他如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的今文经师等继起而辅翼之，皆以灾异谴告说经。但六经中神学的资源并不很多，于是社会出现许多方士化的儒生，造作无数图谶纬书，以适应造神、造教运动的需要。对于此一时期的经学思潮我们可以视之为“神学化的经学”。

   汉代的造神、造教运动，促进了儒学由一个学派的学说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普世的学说，在思想界占据了确然不拔的地位。但造神、造教运动也给统治者带来威胁，即一些人可以随意造作图谶，假托天命，散布将要改朝换代的政治预言，这种谶纬之学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，已渐成统治者的心腹之患。何况儒学本有内在超越之理，一旦儒学深入人心，那些外在超越的东西反而会成为多余的。因此图谶纬书不可能与六经长久并行，一定会从儒家经学中剥离出去。

   汉代经学的另一个流弊是说经的烦琐，桓谭《新论》说“秦近君说《尧典》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；但说曰若稽古，三万言。”大凡学术，烦琐则思简明，拘隘则思通脱。所谓“通人恶烦，羞学章句。”

   魏晋时期，何晏、王弼调和儒道，倡导玄学，摒弃两汉阴阳灾异之说和烦琐的注疏之学。他们于儒家经典弃繁就简，退《春秋》而进《周易》与《论语》。王弼著《周易注》，何晏著《论语集解》，解经以老庄的“无为”思想为本，以为“无为之为用，无爵而贵矣。”“贤者恃以成德，不肖恃以免身。”（《晋书》卷四十三《王弼传》）王弼解《周易》，废除象数，发明义理，其义理内容虽然与后来的宋学不同，但就方法而言，实启宋学之先河。对于此一时期的经学思潮我们可以视之为“玄学化的经学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