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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经学
一叶兰亭
发布时间:2018年10月23日

    自明末清初,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近似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时期,侯外庐先生称之为“早期启蒙思想”的时期。

  从文化传统而言,西方的启蒙思想运动批判基督教的神学传统,而要复活古希腊的理性传统。他们所要批判的和所要复活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,并且在政教分立的体制下,基督教并不能完全覆盖世俗政治,世俗政治有相当大的发挥空间,即如法人雷南所说,“上帝的归上帝,凯撒的归凯撒。”相比之下,中国汉代以来的经学与先秦的原典儒学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东西,并且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,儒学覆盖了世俗政治的一切方面,因此社会要脱离儒学而独立发挥出一套政治论说,无异是件脱胎换骨的事情。这种情况是中国启蒙思想本来就难产的原因。

  但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毕竟产生了,只要有一定的适合条件,它就会发育成长起来的。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以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为代表,王夫之提出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,对传统的经学作了极富创新精神的哲学阐释,以作为批判现实社会的思想武器;而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则发挥了原典儒学的民本思想和抗议精神。顾炎武读此书后写道;“天下之事,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。”这是最发人深思的论点。清人入关,建立了新的专制王朝,随即大兴文字狱。这一时势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转而折入乾嘉经学思潮的重要原因。正如章太炎所说:“家有智慧,大凑于说经,亦以纾死,而其术近工 善矣。”(《检论》卷四《清儒》)乾嘉时期的学术,被称为“朴学”,又被称为“汉学”。这一时期虽然产生了许多“儒宗硕师”,但从更重要的方面而言,则是以考据的烦琐代替了道学的烦琐,使得传统的经学因此丧失了及时作近代转化的时机。

  然而乾嘉汉学仍有其意义在。其意义在于对古籍作了实证、全面的整理。乾嘉学者标榜“实事求是”,重视考据。章太炎先生归纳其优良方法为六点:审名实,一也;重佐证,二也;戒妄语,三也;守凡例,四也;断情感,五也;汰华辞,六也。乾嘉学者以此种态度和方法研究儒家经典,我们可以视此一时代之经学为“朴学化的经学”。

  鸦片战争前后,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激于国危世衰,不再像乾嘉学者那样终年蛰居书斋,而是积极关心社会政治,在学术上遂由东汉的古文经学转向西汉的今文经学,试图借春秋公羊学关于“三世”说的微言大义,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。龚自珍、魏源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魏源受林则徐嘱托,广泛搜辑史地资料,撰成百卷本的《海国图志》。其序文称此书是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”。此书成为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、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。晚清,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上承龚、魏的公羊学派思想,并吸收融合西方的国家学说、民主思想和进化论,对中国传统经典加以新的诠释,如他在《孟子微》中赋予公羊学“三世”说以新的意义:以“据乱世”为君主专制,“升平世”为君主立宪,“太平世”为民主共和。康有为甚至甚至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权、议院、民主、平等,都附会到儒家学说当中,都说孔子、孟子已先创之。其说发扬焯励,风靡于世,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(参见陈其泰著《清代公羊学》,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)。我们可以视此一时代之经学为“西学化的经学”。

——摘自姜广辉的《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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